我想起码有这样一个因由：曾经对于民国史的歪曲、禁锢，在国民心中埋下了好奇、求真的种子，这几年环境有意无意的松懈，令种子萌发，而民国真相让人觉得新奇、有趣的同时，还使人们产生了恍然有悟、“原来如此”之感，甚至现实的困惑、无奈和愤懑，竟然也能在“民国回味”中得到一些排解、启示，于是，萌芽便长成了“民国热”这样一棵时尚文史之树。

“民国热”的过程，大概也遵循着由表及里的逻辑。大众对于民国的赏识，大致有着由花叶到枝干再到根本的过程，也就是由民国的名人趣事到民国的风范情怀再到民国的思想魂魄。追忆者与此相对应的感受，则会由感官的愉悦到情感的波动再到思想层面的参悟。如果这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三段论”成立，那么“民国热”发展到今天，就应该面临“民国思想热”的阶段了。

花叶妩媚浮艳，枝干气质明朗，根系朴实见性。“民国热”到了“民国思想热”的阶段，它的广泛性和市场价值会远不如从前，因为“思想热”应该主要表现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热，但其思想价值将会浮出水面，并将对民族、国家的文明发展产生较深层的作用。我们讲“继往开来”，必须先要“知往”。我们的“中国梦”要做成个什么样子，也要先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先人都曾做过什么梦。就是在梦中，中华文明也不该走回头路吧，也该向着人类现代文明的方向行走吧。

民国史为何一度被禁锢被歪曲？表面原因是“敌对关系”，深层原因则是“一贯方略”，甚至包含着对于民国思想的惧怕。就此，“民国热”能够热起来，不仅体现了广大国民的好奇心和趣味所在，还说明了今天中国环境的宽松（不谈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果我们相信“波浪式前进”，便由此可说，中国的历史有很多时候是走下坡的，但中国的今天，却处在走上坡的历史时期。这是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也是我们要百倍珍惜的，更是我们要提高警惕、“居上坡思下坡”的时刻。

走进民国思想的世界，不只是照镜子，不只是寻找历史的不足，民国思想竟然还给我们以心灵的震撼，还给我们以深刻、鲜明的启迪。在编辑《民国思潮读本》这套书时我发现，民国这个“万恶的旧社会”，竟然是中国思想史上可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一个思想高峰。不同的是，那个高峰主要是中国内部诸家思想学说的大活跃，而民国高峰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活跃。民国，是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下中国封建统治结束的节点，也是古老中国分娩新文明的剧痛期。可惜的是，这个转折，这个分娩，没能顺利完成。表面原因（也是史实），是二战的爆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旺，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能是人种特性、文化根性、民族根性层面的原因，这是学者研究的范畴，是无法得到史实清晰证明的。

《民国思潮读本》是一套270万字的民国时期思想界的名人名篇集萃。编辑过程中的另一个感受是，所谓的“历史的上坡期下坡期”只是一种大致的趋势，而不是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就此，国民党政府虽然也很腐败堕落，但民国思潮还是蔚为大观的。民国后的中国也有某些方面上升的时刻，但是中国思想领域的活力，却在民国后迅速跌入了低谷，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才又见一点新的起色，而90年代后的情况，就不必说了。正是中国这样一个百年思想史脉络，才导致了民国思想在今天还大有现实意义。今天的许多困惑及无奈，在我们领略民国思想的峰峦时，竟然可以获得启蒙及排解，这便是我们预测、期待“民国思想热”即将到来的主要根据。

然而冷静一想，这个预测和期待又很可能是一种虚妄，因为民国思想的含义和价值，大多数知识分子早就心知肚明了，至于社会上没有表现出“民国思想热”，只是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的苟安及噤声造成了内热外冷的局面罢了。若真的是这样，即使“民国思想热”真的会到来，也将不是知识分子领域的热，而是具有人文思想情怀及人文思辨爱好的非知识分子人群中的热。我们甚至怀疑，以中国当下普遍的浮躁、粗陋、堕落，本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思想热”，也不会有什么“民国思想热”的到来。就此，作家出版社出版《民国思潮读本》，并没有大的市场期待，我们只是想为民族的思想进步做一点资料工作罢了。

然而我们还是但愿这个悲观主义的推测是不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缺乏思想和情操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是做不出什么好梦来的。

《民国思潮读本》文摘

梁启超：论国之保护与奖励 原载《晨报副镌》1925年11月17日

我做这篇文的动机，全因讨论共产主义及对俄问题而起。

第一，我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哲学、科学上问题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问题，只是“当时此地”的，不会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谈外国流行的时髦主义，不管那主义本身好坏如何，纵令好极，也不过是学堂里的“洋八股”!也不过是由横文译出来的“井田封建论”!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如其有这样“头脑冬烘”的主张，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纯洁，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墨(莫)斯科贡院里出身的洋举人”!共产主义能否为将来人类造最大幸福，我们不知道；纵令能，却不能因为人参是补身子的药，便随便找一个发大寒热的人也灌他参汤。如其有这样纯任理想的主张，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坐城楼读《周易》却敌兵的书包军师”!

第二，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我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我相信无论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分人和他部分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己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较圆满的解决。二次、三次抗争，亦复如是。如是递迭交争交让之结果，自由幸福的质和量都随而加增。尤其是经济事项，非在“两利俱存”的条件之下，万无

健全发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只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

第三，我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我认为绝对不适用。

第四，我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有二：一须全民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觉和不得已的自动；二、须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当能力。这两个条件都非仓猝间所能造成，必须指导社会的人们很耐烦，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启发他们扶植他们；而且要社会在比较的安宁状态之下，才有着手的余地。换句话说：我们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现，总要给全国人民补药吃，培养好他们的体子，令他们有气力，那么，什么“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都会自动地办，而且包可以办到。如其不然，专用兴奋剂去刺激他们，他们吃醉了狂叫乱舞一阵，酒气过后，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闹得几次连兴奋性也失掉；若要加分量去兴奋，或者如赵飞燕的妙药活活送了汉成帝一条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汉乱叫乱闹，闹不成功也还罢了，一定把全场秩序搅得稀烂，令不醉人无从插手。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第五，我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借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我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这种话若在国内流行，便是国民品性堕落到十二万分的表示，这个国家简直已经宣告死刑了!至于外交呢，除却绝交宣战的场合外，无论对何国保相当的友谊是应该的，却没有什么联与不联。联人须有本钱，中国配吗?拿什么去联?若说我有一个大敌，要联别个来制他，譬如绵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把，老虎撵得走撵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给豺狼当点心，怕没有第二条路!朋友们请睁眼一看，清末联日、联俄、联英、联法闹得乌烟瘴气，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礼物完事!我真不料在民国第十四个年头，还有道光间《海国图志》派的“以夷制夷论”发现于社会，且成为一个问题，重劳知识阶级之讨论!与论界之耻辱，真莫此为甚了。